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十年中国风】“舞”动异域,天涯相约民族风****** 中新网北京10月2日电题:【十年中国风】“舞”动异域,天涯相约民族风 记者 邢蕊 提到广场舞,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场景?是否是一群或烫着卷发、戴着墨镜,或身披彩色丝巾,在公园、广场伴着音乐起舞的大爷大妈们? 广场舞是一项成本低廉、简单易学且颇具社交属性的健身娱乐方式。一份早年间的行业报告显示,中国广场舞人口已近一亿。随着十年间国内外交流的脚步密集,“广场舞大妈”们,也越来越多地吸引世界目光。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英国小哥三秒,至今都对此记忆犹新。 三秒住在英国谢菲尔德。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也是中国女婿。2019年,他和媳妇回中国探亲,在游览大好河山,品尝各式美食之余,同样令他难忘的,还有随处可见的“广场舞大妈”。 他说,自己想不通到底是怎样一种魔力,可以让互不相识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一起起舞?这上头的背景音和魔性的小步伐,又是哪位节奏大师的手笔? 当他向妻子表达心中迷惑,却见对方煞有其事地笑道:“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这股“神秘的东方力量”正有席卷全球之势。从巴黎卢浮宫、俄罗斯红场到纽约时代广场,十年间都曾留下国人翩迁舞动的身影。 2014年,一曲《最炫民族风》响彻纽约时代广场上空,100位“中国大妈”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跟随节拍起舞,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的气场。 这是纽约中华歌舞团参与的一次快闪活动,团长冯洁至今都对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跳完以后,我们挥舞着100面五星红旗,一起合唱《我的中国心》,场面十分震撼。” 资料图:2013年1月2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参加游行的华人民间舞蹈团。“神曲”背后的自信身影 当一群群东方面孔在异域高光中随性而舞,求同存异、兼容并包而又活泼豁达的中国文化特质,正跃动着勃勃生机。 从身边巷陌到异国他乡,随处可见的广场舞成为国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和展现向上精神面貌的注脚。在这背后,是一份份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飞速崛起的国家为普通百姓带来的幸福感和自信心。 在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看来,广场舞兼具时尚文化和体育文化属性。“广场舞的舞蹈和音乐都在不断推陈出新,受众囊括了各个年龄段,甚至包括有舞蹈功底的专业人士。当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广场舞很可能从‘土文化’变成雅文化。” 何文义认为,广场舞热潮所体现出的,正是普通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的直接过程。而在国外街头起舞的“中国大妈”,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种形式。 来自英国的三秒眉飞色舞地告诉记者,自己看广场舞看到兴起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快乐得像个二十多岁的“小陀螺”。 资料图:2017年12月31日,2017“你好大妈”全国广场舞总决赛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举办。陈春光 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在国外生活数十年的冯洁,为了庆祝国庆60周年,于2009年创立了纽约中华歌舞团。13年时间里,冯洁和她的歌舞团一直致力于让优美的中国艺术在美国落地生根。 2015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纽约中华歌舞团受邀参加。她们以侗族音乐为伴奏,编排出了一套动作简单,却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广场舞。当身穿民族服饰的队伍走上街头,围观人群向着游行队伍高呼:“China,你好。”那一刻,走在队伍里的她和许多演员们热泪盈眶,身为华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旅美20余年间,冯洁曾在美国朱莉雅音乐学院演奏并讲座过多部中国民乐作品、出版过琵琶独奏专辑,也曾自2009年起创办“纽约国庆晚会”、在大量中华艺术活动中担任节目策划人及总导演、艺术总监,还曾将来自辽宁芭蕾舞团自排的《花木兰》等多部晚会搬上美国主流舞台演出,以实际行动搭建中美文化桥梁,近距离向美国人民和华夏子孙讲述中国故事。 “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还有很多很多,歌剧、芭蕾舞、交响乐……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她说,“这些来自中国的艺术之美,每每都会令当地观众大为赞叹。” 2015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现场。受访者供图。当中国风与西方世界交融碰撞,无论是“阳春白雪”的艺术表演,还是颇接地气的民间健身,都在润物无声地讲述着一个个中国故事,将兼具传统色彩和时代意蕴的中华文化推向国际舞台。而每一个故事,无不记录着优秀中华儿女的努力与拼搏。 “在美国,中国文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每次有多元文化交流活动,我们一定是最具亮点、最不可缺少被邀请的。”冯洁动情地说。而她语气中满满流露出的,是对中华文化坚定地自豪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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