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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 笃行致远 新时代首都法治公安建设扬帆前行******

　　“马上办、掌上办、一站办”，轻微交通事故接警、定责、理赔“一体化”远程处理新模式，让群众少等待、少跑路，让处理更规范、更高效；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律师远程视频会见，从局部到全市各区全覆盖、从本区会见到跨区跨级，有力保障律师、当事人合法权益；进一步拓宽涉案财物存储渠道，强化公安与行政机关执法联动协作，创建行刑衔接涉案财物“公物仓”存储协作机制，为规范执法提供有力保障......第二批首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十大示范项目”一个个具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小缩影”背后，都蕴含着凝聚建设更高水平首都法治公安的“大能量”。

　　平安法治，使命护航。2022年，首都公安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要求，勇于担当、敢于亮剑、善于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公平正义，以法治手段勾勒质感民生愿景，以法治精神引领更高质量发展，在一步一个脚印的生动实践中，镌刻下“2022首都法治公安奋斗印记”。

　　重引领·把稳方向之舵

　　始终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持法治引领，强化超前谋划，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牵头抓总谋在前。坚决扛实执法政治责任，统筹谋划执法规范化建设，搭建首都法治公安“1+5”目标体系，健全整体联动、上下贯通的法治服务保障机制，推进固本、示范、提质、融心、聚力“五大工程”，打造“冬奥执法办案警务”，完善“六大执法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两级执法监督管理委员会“抓总议要”作用，将法治保障融入中心工作全领域、各环节。牵引示范走在前。牢牢抓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这个关键，在全国率先制定提质增效工作意见及“十项措施”，创新提出“执法总部基地”新定位，推动案件集中办、专业办、快速办，健全合成作战常态保障和突发重大案件快速响应机制，不断拓展“一站式”办案支撑，全力打造执法规范化新生态“北京样本”。牵动改革冲在前。按照“市局主责，分局主战，派出所主防”改革思路，牵动14个业务警种以实战化为导向，编制三级权责清单，厘清专业警种与派出所案件管辖权责界限，重塑打击治理架构，构建全时响应、全域支撑、全线贯通的一体化作战新格局，着力提升警务运行效能。

　　强保障˙担牢护航之责

　　始终以服务中心大局为主责，及时提供专业、精准、高效法律指导和法治保障，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制度供给重在“主动、专业”。立足首都维稳新形势、社会治理新要求，围绕基层所急、群众所盼，及时出台重大案事件处置、醉驾案件办理等一批法律适用意见，分类制定打击涉危险化学品、“裸聊”类违法犯罪等执法实战系列指引，并编发指导案例，为一线执法提供依据。办案机制要在“高效、协同”。持续深化侦审一体化改革，健全智慧案审“四大体系十四项机制”，推进刑事行政案件“双快办”，拓宽刑事案件认罪认罚“48小时速裁”适用范围，与市检察院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建立市、区两级法院、政府复议部门重点案件会商分析机制，全面提升执法质效。专项攻坚成在“靠前、精准”。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指导服务，对重大复杂案事件强化同步上案、全程盯办、审核把关，依法高效处置一批社会关切、舆情关注的案件，全力为“百日行动”、社会面“七大攻坚战”等专项行动提供精准法治保障,确保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抓规范˙增强执行之效

　　始终以深化执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为动力，健全完善流程化、常态化执法管理新模式。织密监督管理“经纬网”。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持三级案管机构每日网上巡查通报，建立各业务系统每季度两级案件评查制度，推进警种案管组建设，先后开展受立案评查、涉案财物专项清理等督导检查工作，及时跟进问题整改，持续推动规范执法水平长效提升。用好执法考评“指挥棒”。坚持“大考评”理念，以“考精、考准、考实”为目标，紧扣中心工作，牵动15个部门警种，创新搭建战时安保专项考评体系，提取“强打击”“严整治”“重防控”三大类23项核心指标，常态化、多维度考核通报突出问题，客观评估执法状况，精准调整打防管治工作指向，全力护航安保工作。拧紧涉案财物“安全阀”。构建“法制部门牵动、职能部门协同、业务警种推进、属地分局落实”的涉案财物一体化管理机制，全国首创行刑衔接案件涉案财物“公物仓”，依托派驻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室推出涉案财物管理“公检协作首都模式”，组织开展涉案财物应上账未上账、应处置未处置“双清”治理，百万余件涉案物品“案结物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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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服务˙恪守为民之本

　　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探索创新，全面服务高质量发展。放管服改革“顺民意”。紧盯群众难点痛点堵点，推出44项利企便民服务举措，126项事项实现“一窗通办”，健全京津冀三地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联席会议机制，新增9项京津冀自贸试验区“同事同标”事项，不断优化办事效率，努力做到放得更活、管得更好、服务更优。信访攻坚“解民忧”。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综合运用领导接访、提级办理、挂牌督办、考核追责等多种措施，全面筑牢信访工作业务规范化基础。接诉即办“暖民心”。紧扣“降量提率”目标，不断严密派单响应、协同推进、高效解决、核查反馈、效能考核工作闭环，建立“每月一题”和“两级挂牌督办”机制，从“闻风而动、接诉即办”到“向前一步、未诉先办”，再到“专题治理、标本兼治”，用接诉即办赢得民心办出实效。全局全年派单总量同比下降20%，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同比分别提升5.3%、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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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夯基础˙激发奋进之力

　　始终以强化基础要素保障为重点，坚持综合施策、赋能增效，确保措施落实、效果落地。深化执法实战练兵。全面推行“精准滴灌”清单式培训，深化“法治练兵场”“同堂培训”“从警引路人”案审专业人才实战培训等品牌，举办“智慧执法创新应用挑战赛”、执法微视频评选，编写系列培训教材，分级分类开展常态化培训练兵，受训民警达10余万人次。深化智能办案应用。完善政法办案网上协同，创新推行跨区跨级律师远程视频会见，拓展多元“非接触式”远程办案模式，并构建执法办案数据分析模型，定向分析突出违法犯罪打击处理情况，精准指导一线打防。今年以来，共远程提讯1.5万余人次、远程案件审核3.5万余起，远程律师会见2.4万余人次。深化法治文化建设。扎实推进“八五”普法，组织开展“迎接二十大 送法进万家”法治宣传，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重点群体，广泛宣传防范电信诈骗、反恐防恐、交通安全等法律法规，有效提升普法实效。市公安局代表队在北京市宪法知识竞赛中荣获一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充分展示首都公安民警扎实过硬的法治素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谱写首都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奋进之年。北京市公安局将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认识和把握推进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乘势而上、行而不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畏至难而求至远”，以敢拼、敢闯、敢超，用实干、实绩、实效，在更高起点上不断续写首都法治公安新的时代华章！（陈畅）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渠

——来自“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光明日报记者 计亚男

　　开凿于秦始皇时期的广西灵渠，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先秦三大水利工程，素有“世界奇观”之美誉，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者的关注。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翦伯赞在1963年游览灵渠时，题诗赞道：“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

　　不久前，“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市召开，开幕式的六个主题报告中，就有两位学者谈到他们对灵渠的最新研究成果。

　　灵渠究竟是一条怎样的河渠？为何历久弥新，至今仍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条贯通湘漓的天道

　　“凿开山岭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较多。无限鹊临桥畔立，适来天道过天河。”这是唐代诗人胡曾写下的诗句，他把贯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比喻为“天道”，如同跨越天河的鹊桥一般壮观奇丽。

　　距离桂林东北方向50多公里的兴安县，地处自古就被视为楚越要津的湘桂走廊，有两条著名的河流发源于此。一条是湖湘儿女的母亲河湘江，另一条是旖旎风光甲天下的漓江。湘江是长江的支流，向北流去；而漓江是珠江的支流，向南流去。

　　灵渠全长约37公里，自兴安县城边向北、向西，贯通湘漓两江。

　　据资料记载，当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后，把目光投向岭南地区。因为秦朝的疆域以南，还有很多盛产翡翠、犀角的宝地，并没有纳入版图。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主帅屠雎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出征岭南地区，对南方百越部落进行征服战争，史称“秦戍五岭”。

　　但是，素来战无不胜的秦军，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因为百越部落西瓯人非常熟悉山高林密、河谷交错的复杂地形，善于跋山涉水反击秦军，加上秦军又受到粮草供给困难的牵制，数十万秦军一时进退两难。

　　公元前218年，负责军需的监御史禄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大约四经寒暑，至公元前214年，终于凿渠成功，史禄成为开凿灵渠第一人。灵渠的成功开凿，打通了湘江和漓江，船只从长江进入湘江，再通过灵渠到达漓江，可以将粮草运到前线，借此秦军最终战胜了西瓯部落，岭南和中南半岛的北部正式划入了秦朝版图。

　　行走在灵渠南陡边的鲤鱼洲，在状元桥桥头的凉亭里，立有一块高3.2米、宽1.07米的古大理石碑，刻有郭沫若先生游览灵渠后，亲笔题写的《满江红·灵渠》：

　　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

　　湘漓接，通汉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龙作孽忘其妄。说猪龙，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天气晴明，往兴安观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长江、珠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郭沫若将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从此，“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说法流传至今。

　　经过历代的维护和修缮，灵渠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功能。经过晚唐李渤、鱼孟威先后修浚，灵渠的通航功能已十分完善，“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灵渠不仅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还成为中原与海外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主任江田祥认为，在北宋以前，南方地区变乱较多，灵渠主要发挥着军事运输功能，为前方提供粮草等后勤保障；宋朝以后，经济贸易的主要功能逐渐凸显出来了。

　　1939年，桂黄公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开通，从此灵渠的航运量渐渐减少，直至停运。“如今，灵渠的航运功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灌溉农田、排泄洪水功能还在延续，灵渠两岸的四万多亩农田，都是利用渠水灌溉的。”江田祥说。

　　一道名传千古的奇观

　　历史上往来灵渠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把灵渠吟唱。据资料记载，可查的古诗词就有400余首，散文、历史文献和碑记500余篇，还有一些对联、题刻等。

　　清代诗人袁枚，来到灵渠留下《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一诗，形象地描绘了灵渠沿岸的风光：

　　“江到兴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这首诗很有画面感，清晰又生动地描绘了灵渠的山水本色，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灵渠流传最广的一首千古绝唱。

　　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1986年10月来到灵渠游览后，写有《秦渠奇迹》：“灵渠奇迹两千载，堪与长城共壮怀。振我十亿腾飞翅，马嘶万里催人来。”全诗气势磅礴、激情飞扬，令人昂扬向上。

　　南陡阁是后人在渠首修建的一座观景台。登阁极目远眺，灵渠的工程主体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秦堤、陡门等美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令人不由地赞叹其设计科学、建造精巧，它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巧夺天工。

　　铧嘴，是一座长达70米的砌石导水堤，位于灵渠大坝的最前端，它与紧接其后的大、小天平两座分流石坝，共同组成拦江分流的大坝，把湘江三成的水流引到南渠、汇入漓江，七成的水流通过北渠，回归湘江主航道。

　　拦河大坝既可阻水，又可泄洪，还能分水。为了建造一个牢固的坝体，秦人将松木纵横交错排叉式地夯实，插放在坝底，在其四围又铺上用铸铁件铆住的巨型条石，使大坝成为一个整体，任凭洪水冲刷，始终巍然屹立，创造了“水浸松木千年在”的世界水利奇观。

　　枯水期间，坝面没有被河水覆盖，可以清晰地看到坝基的一块块石头，像一片片鱼鳞，连接着清澈的江水，在阳光照耀下，江面和油光的石头交相辉映，闪烁着光芒，炫目的色彩，熠熠生辉。

　　通航，是开凿灵渠的主要目的。

　　因为修建大小天平的石坝抬高了湘江的水位，北渠如果是一条直道，势必水流过快，来往的船只容易发生碰撞。因此，古人顺着当地的地理环境，将北渠的航道修建成弯弯曲曲的形状，使渠道逐渐降低到原来河道的高度，减缓了江流的速度，这和盘山公路减缓坡度是一个原理。当地人称之为“弯道代闸”。

　　南渠解决通航的办法，是修建了一道道陡门，这成为灵渠的又一个奇观。南渠的一些地段滩陡、流急、水浅，航行困难。于是，古人便沿着渠道装上若干陡门即水闸，主要的作用是调节水位，以便船只通航，如同现代的分级船闸。

　　船舶上行时，进入陡门之后，关闭陡门，等水流高度达到航行标准时，则船舶进入第二座陡门，再将第二座陡门关闭蓄水，以此类推，逐级前进。船舶下行时，在到达陡门之前，先堵塞陡门，蓄水达到要求之后，即打开陡门，船随着陡门所涌出的大量水流，顺势而下。即使在枯水季节，也能满足航运的需要。

　　秦朝修建灵渠时，是否建有陡门，已无法考证，据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一文，明确记载了晚唐李渤与鱼孟威修建的陡门，北宋以后又陆续修建，最多时有陡门36座，因此灵渠又有“陡河”之称。其中，南渠入口处的第一座陡门，被誉为“天下第一陡”。1986年，来自世界各国的30多位专家到灵渠考察，称赞“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证实灵渠的陡门比巴拿马的电动船闸早了一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船闸。

　　有河就有桥。灵渠的古桥，同样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据记载，绵延的灵渠先后建有几十座桥，每一座桥都有自己的故事。

　　例如万里桥，相传是李渤当年维修灵渠时一并修建的，因为从兴安水路行船距唐都长安远达万里之遥，“登临桥头回首望，距京已有万里遥”，遂有万里桥之名。

　　再如马嘶桥，民间传说东汉开国名将马援南征至此，本欲骑马过桥，无奈桥已朽坏，战马嘶鸣不前，于是马援便卖马重建此桥，由此得名马嘶桥，为灵渠现存最早的古桥。

　　灵渠人说，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的剪影。

　　置身于灵渠青山绿野之间，无论漫步渠畔，还是行舟渠中，最令人惊羡赞叹、心旷神怡的，还是那顺着渠道流淌不息的清澈渠水。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的漓江，就起源于兴安县猫儿山的河水，与流过灵渠的湘江之水融汇而成，多少精华尽在其中，多少美景聚在这里。

　　一段永留史册的传奇

　　始建于秦朝的灵渠，当时并未留下多少文字记载。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记录灵渠的史书是《史记》，秦始皇在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的同时，“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这句话虽然只是简单提到秦军向南攻击百越，监禄即史禄为其开凿灵渠运粮援军的史实，但为灵渠的由来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正史记载。

　　灵渠建成后，历代在使用和维护渠道的同时，也为之增添了更多历史记述，这使灵渠的传奇随着渠水的流淌而不断延伸和丰富起来。

　　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唐兆民（1906—1984）历经四十余年潜心编撰的《灵渠文献粹编》一书，其中摘录从汉代到民国历代文献有关灵渠的文史资料397条，涉及的典籍既有经典史书、地方志、类书等，也有游记、诗集、辞典及各类杂记、地理志、水经，还有地图、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拓本等，提供了研究灵渠的宝贵史料。

　　此后，经过诸多学人的持续努力，又陆续出版了《灵渠》（郑连第、刘建新著），《灵渠》（刘仲桂、刘建新、蒋官员等编著），《灵渠志》（兴安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灵渠历史文化价值与文化战略思考》（崔润民著），《灵渠轶事》（兴安县灵渠申遗办公室编）等一批著作，促进了灵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

　　今后研究灵渠的路径是什么？

　　挖掘和利用新史料，需要进一步收集灵渠的文献资料。“一方面，要更加全面地收集海外材料，如报告、游记和记录等，包括越南入华使臣的汉文燕行文献，他们在往返路程中写下了不少有关灵渠的诗文，可体现灵渠在沟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中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考古器物、简牍史料的爬梳整理，现在尚有一些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江田祥说。

　　比如，有关灵渠开凿之初的工程构造和形态这一问题，需要借助考古材料进行复原。近年来，国内发掘出版了长沙五一广场简牍、乌程汉简等新材料，记载了早期岭南地区与湖南长沙、郴州一带的交通、贸易等问题。

　　江田祥认为，灵渠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要从水运、水利和水文化等方面去着手，挖掘和整合灵渠的文化资源、文化景观、名人足迹、地域文化，像陡军家族、漓江渔火、桂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丰富灵渠的内涵。

　　这是研究灵渠历史学者面临的后续课题。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