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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了”之后要正确喝水 否则可能喝出低钠血症危及生命******

　　在这波疫情中，“多喝热水”似乎成为一种“共识”，很多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往往会伴有发热、咳嗽、咽喉干痒肿痛等情况，于是床头常备一大壶水。不少人在“阳康”后更是止不住用喝水来缓解身体虚弱出汗而缺水的情况。殊不知，水也不能随便乱喝。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急诊科，有些人就因为“喝错水”，喝出低钠血症。

　　65岁、22岁都中招 喝水喝不对也会惹“病”上身

　　65岁的李大伯没有基础疾病，上个月感染新冠病毒，“阳了”之后全身酸痛，发烧至39℃。李大伯治疗常见小病小痛的“法宝”就是多喝开水，在吃了退烧药后，他一边出汗一边大量喝水，每天要喝两大水瓶的水，循环往复。

　　成功退烧之后，老伴却发现李大伯不对劲——他头昏沉沉，伴有恶心、呕吐，于是紧急将他送往浙大一院急诊科。经过专家检查，李大伯血液中的钠离子含量为122毫摩尔/升（正常值在137—147毫摩尔/升），李大伯的种种症状正是由于患了严重的低钠血症造成的。经过对症治疗，近日他痊愈出院。

　　22岁的杭州小伙家明（化名）平时身体不错、很少生病，这次“阳了”之后，一直发烧至38.5℃退不下去。发烧后，由于没有食欲，家明基本上除了吃药就是喝白开水，捂出一身汗后再继续喝水。结果他强撑了三四天，就出现了全身乏力、嗜睡、手抖及精神恍惚等症状。“送医前，他腿部和上臂的肌肉也异常紧绷，真是吓死人了！”女朋友将家明送到浙大一院后，他同样被诊断为“低钠血症”。

　　高度重视低钠血症 少量多次科学饮水

　　“这几天，因低钠血症前来就医的急诊患者有不少！我们有必要和大家做个提醒。”浙大一院急诊科主任陆远强主任医师介绍，有些患者因无法饮食、连续呕吐导致钠离子大量丢失、无法正常摄入，血钠浓度在110毫摩尔/升以下，需紧急进行输液补钠；有些则是过量饮水造成的低钠血症。

　　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被钠和水平衡的溶液所包围，细胞内和细胞外保持着平衡。但当人喝太多白开水时，肾脏每天只能从血液中排出约800至1000毫升的水，多余的水就会滞留在血管里。细胞外的钠浓度被稀释了，细胞内外形成梯度差，细胞外的水分就会进入到细胞里，这会导致细胞水肿膨胀，就会引起血浆渗透压下降和循环血量增多，医学上称为稀释性低钠血症，俗称“水中毒”。另外，过量饮水还会对青光眼、慢性肾病、心脏病、胃溃疡等患者带来健康威胁。

　　专家建议，新冠病毒感染的普通型或康复期患者要保证充足饮水量，每天1500—2000毫升。喝水的最佳方式是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每次200毫升左右，不建议一次喝500毫升以上，也可根据个人情况，调整为蜂蜜水、淡盐水、椰子水、柠檬水等。（记者 柯静 通讯员 王蕊 江晨）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