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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粉丝接机艺人造成拥堵混乱，如何引导合法理性追星？****** 疯狂粉丝接机艺人造成拥堵混乱事件频发 专家认为 粉丝不理性追星艺人也有责任 采访背景 近日，接连发生两起因粉丝接机艺人造成拥堵、导致现场秩序混乱的事件，一起事件还冲上了热搜榜，引发社会关注。 粉丝疯狂追星事件近年来屡见不鲜，从粉丝购买艺人手机号码、航班信息追星到接机挤爆机场扶梯玻璃，从粉丝为艺人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到在网上侮辱、诋毁有竞争关系的艺人。令人担忧的是，其中大量粉丝为未成年人。 粉丝追星到底应该怎么追？如何引导合法、理性追星？艺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别推他！”粉丝对着警察大喊。 近日，一余姓艺人现身上海虹桥机场，众多粉丝聚集接机造成现场拥堵，严重影响其他旅客正常通行，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催促该艺人尽快离开，却招致粉丝不满。该事件迅速登上热搜榜第一。1月11日，该艺人在社交平台上为此事道歉。 无独有偶。1月13日，有网友发布一段发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的粉丝接机某男团的视频，视频中，大量粉丝一拥而上，工作人员阻拦未果，粉丝直接冲破护栏，踩踏草坪，现场一片混乱。 粉丝该如何追星？一时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 粉丝追星失去理性 根源在价值观扭曲 在上述粉丝接机某男团事件中，有同机乘客发微博称，飞机刚落地还在滑行时，就有粉丝从经济舱冲到头等舱，直到滑行停止，感觉很不安全。 有网友针对此事发表评论称，这类不理性追星的粉丝可以称为“私生饭”或者“代拍”。“私生饭”是行为极端、作风疯狂的粉丝，他们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喜欢跟踪、偷窥、偷拍明星的日常，影响艺人及其家人的私生活，甚至曾有女艺人被“私生饭”猥琐偷拍的情形发生。“代拍”则是替人拍摄高清明星照片进而转卖的粉丝。 粉丝的不理性追星行为还有很多：2021年8月，某明星的粉丝群体在网络上寻衅滋事、言语辱骂该明星的拟合作对象，有些粉丝抱着“把事情闹大”的心理参与其中，还有一些营销号煽风点火、恶意炒作；随着某选秀综艺节目的热播，有粉丝大量购买印有投票二维码的牛奶，囤积在家的牛奶因喝不了而被倒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还有一些粉丝为违法失德艺人“洗白”。 在微博“柯震东超话”中，一直都有粉丝打卡留言称，“不懂好多人为啥抵制柯震东复出，明星也只是人而已……不问毒品怎么流通的，只盯着被毒害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次被原谅的权利”。 在这些粉丝的眼中，因违法失德而遭封杀的明星，俨然成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们的不理性支持反而是“忠粉”的象征。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甄景善认为，对于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追星行为的粉丝而言，有部分人是为了满足其“不合理”的精神需求；有部分人是为了追求“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还有部分人在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赚取金钱。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有着复杂、多层次的原因，但是根源在于部分不理性粉丝价值观的扭曲。 “粉丝种种不理性的追星行为会造成不良影响。对于粉丝而言，在扭曲价值观的指引下，他们可能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社会层面而言，长此以往，特别是当这种不当追星行为成为常态时，会给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甄景善说。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粉丝不理性追星行为容易越过法律红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粉丝如果在机场等公共场合给公务人员的正常执法造成干扰，就可能涉嫌违法而受到法律制裁。粉丝如果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明星的行程信息等隐私，可能违反民法典或者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侵犯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艺人主动作为发声 引导粉丝理性追星 在前述上海虹桥机场粉丝接机造成现场拥堵事件中，余姓艺人一开始沉默不语，并没有意识到拥堵对其他乘客的影响，也没有劝粉丝离开。直到一周后，其被媒体点名批评才出面道歉。 据了解，很多粉丝到机场接机聚集受到经纪公司鼓励并资助，目的是借此为明星刷“存在感”，提升知名度。粉丝很多不理性追星行为的背后，少不了明星一方的推波助澜。 但也有声音呼吁粉丝理性追星。 去年8月，多位明星和粉丝后援团曾发表声明，呼吁粉丝不要接机，不要在公共场合聚集，严禁以各种方式跟机、拍摄。 那么，明星对于粉丝追星是否应当有所作为？该如何作为？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娱乐法学会副会长李丹林认为，尽管绝大多数粉丝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一些粉丝疯狂的追星行为，仍然值得警惕，特别是明星或者其经纪公司利用粉丝的情绪和心理故意而为之，以达到提高知名度、提高流量的情形，直接与明星相关。 “以一些接机事件为例，明星出行是个人自由，但明星作为一个正常人，已经看到因为自己的出现而导致秩序混乱的情形下，仍不主动配合维持秩序的警察迅速解决问题，而是进一步引发粉丝情绪，使拥堵加剧。”李丹林说，这种情况下，明星是有责任的。 甄景善同样认为，明星应当及时积极作为，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并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不理性追星行为正在发生或极有可能发生时，艺人应当快速准确作出判断，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对于不理性追星行为，艺人态度应当鲜明，通过自身言行向不理性行为说‘不’，同时还应当进行指引，告诉粉丝正确做法是什么。处理相关事件过程中，艺人应当积极配合职能部门及有关人员的工作，共同化解不理性追星行为造成的不良影响。当不理性追星行为已经造成不良影响时，艺人应当及时主动发声，表明态度，承担责任，呼吁避免不理性行为再次发生。”甄景善说。 严打违法违规追星 营造健康追星氛围 2021年6月初，杭州到北京一航班落地滑行阶段，有粉丝不听机组劝阻，站在过道上并涌向头等舱追星，引发公众关注。 2021年6月11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负责人表示，粉丝在明星出行过程中追星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粉丝在追星过程中，未遵守民航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甚至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扰乱机场和航班安全秩序，给民航运行和旅客出行带来安全隐患。 这位负责人透露，自2018年起，民航局就强化了对粉丝接送机、跟机情况的引导管理。“头等舱追星”事件发生后，民航局发布了空中安保处置指引。民航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强化民航社会面治安管控，对粉丝追星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保持严打态势。 2022年5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管理办法》，要求经纪机构不得发布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等有害信息，不得以虚假消费、带头打赏、应援集资等方式诱导粉丝消费。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站发布《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十四五”人才发展规划》，提出面向青年演员和经纪人开展思想政治、职业素养、法律法规等培训，教育引导相关从业人员强化使命担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德才兼备、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对于不理性追星行为，需要有关部门出手加以整治。 甄景善认为，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和法治教育，引导明星和粉丝形成合法、理性、适度的追星理念；应当整顿不理性追星行为所涉及的产业链，取缔、关停相关非法粉丝组织或平台，切断利益链条，使不理性追星行为丧失利益驱动；加大对不理性追星行为特别是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受访专家还认为，明星也要积极主动引导粉丝合法理性追星。 甄景善呼吁，在引导粉丝方面，艺人及其经纪公司首先应当以身作则，在工作中认真努力、精益求精，以优秀的作品、深刻的角色塑造回馈粉丝的喜爱；在生活中，崇尚健康、乐观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在与粉丝的沟通和交流过程中，艺人时刻牢记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粉丝合法合理表达对明星的喜爱，营造健康向上的追星方式。 “还要理顺和后援会等粉丝组织的关系，明确粉丝组织不是艺人的自留地，艺人及经纪公司既要依法依规行使相关权利，又要充分利用粉丝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向粉丝们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坚决抵制粉丝不理性追星的行为。”甄景善说。 郑宁建议，可以利用行业组织发出倡议、协调粉丝共同参与等多种形式引导明星表态、在全社会营造理性追星的健康氛围。 在李丹林看来，年轻粉丝对于自身偶像的崇拜，确实会投入热烈情感甚至出现盲目和疯狂的情况，这也是人生一个特定阶段的经历。如果这种崇拜不妨碍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损害他人利益，属于一个文明社会的正常现象，应该允许和接纳，但是这种现象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粉丝的行为要符合法律规定。 “成年粉丝是从青少年成长起来的，从相关新闻、社交媒体上传播的信息来看，一些粉丝缺乏基本的公德意识、基本的是非观念、更不用说对于法律的了解和把握，所以，我们需要从青少年抓起，对他们进行公德教育、法律教育，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能够理性追星。”李丹林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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